70年发展演进刑事立法彰显法治核心价值


70年的刑事立法发展和演变凸显了法治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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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李晓军

□我们的记者朱宁宁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刑事立法的诞生,诞生,发展和演变的70年。 70年来,刑法的命运与该国的法治建设密切相关。在国家法治的总体格局下,中国刑法的发展得到了勾画,刑法已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基本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刑法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变革的缩影。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连续三届任全国人大代表。在担任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后,周光权于2018年3月成为全国人大宪章法委员会副主任。

作为刑法教授,周光权一直致力于刑法的教学和研究。与此同时,作为立法者,周光权还参与了几项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最近,周光权接受了对《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并描述了过去70年来中国刑事立法的风雨历史。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中国成为第一部刑法。这个刑法是什么意思?如何评价?

周光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刑事立法可以说经历了很多曲折。刑法的起草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但在立法议程中没有正式提及。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后,刑法的起草正式开始。到1957年,起草了第22号草案的刑法草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草案,但之前没有宣布,中国的刑事立法已经停止。 1962年,恢复了刑法的起草工作。 1963年10月起草了第33号草案。后来,由于政治和其他原因,刑法的起草再次被搁置。直到1978年10月,再次确立了刑法草案的起草工作。随着1979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委员会的成立,还开展了刑法立法工作。几个月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到目前为止,第一部刑法是新中国成立仅30年。这部刑法也被称为“79刑法”。

总的来说,它是科学合理的,在保护人民,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改革开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段代码也有一些缺点。立法技术坚持“应粗暴,不适合”的精神,总体形势相对粗糙。内容也有一些限制,例如提供类比系统和犯罪分类。法规相对简单,有一些“口袋犯罪”,如流氓行为等。因此,回顾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其时代的局限性仍然非常明显。

记者: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79刑法”进行了重大修改。这项修订后的刑法的重要意义和进展是什么?

,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以说,无论是立法技术还是具体的制度设计,“97刑法”都是我国刑事立法甚至法治建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97刑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明确界定了犯罪合法性原则,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我们知道,犯罪的合法性是刑法公认的“铁律”。它有助于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惩罚权,真正实现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标,实现法治的核心价值。

充分保护人权也是“97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该法充分把握了惩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充分重视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保护,及时加大了相当规模的新犯罪,针对一定的风险。该行为设定了犯罪标准,同时考虑到对公共和社会秩序的保护以及对个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与此同时,保护人权的思想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一般规则中,详细规定了行使合法防卫权的规定,为保护公民依法行使其辩护权并确保法院敢于无罪释放提供了法律武器;明确界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和惩罚标准。防止惩罚范围在实践中任意扩大。在这个分规则中,我们对一些较为笼统和模糊的规范做出了具体规定,取消或分解了广泛模糊的猜测,流氓行为和疏忽职责的三种“口袋罪”,提高了犯罪的科学性。立法。和可操作性。

此外,“97刑法”特别强调制度的完整性和犯罪与刑罚关系的合理性,从而为准刑事量刑提供“规模”,实现刑法和会议的人权保障功能。法治的基本要求。

可以说,自“97刑法”实施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得到了维护,政治力量得到了巩固;重大暴力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恐怖组织和黑社会组织犯下的罪行得到有效遏制。 20多年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97刑法”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统一刑法,对司法实践的需要作出积极回应。

记者:刑法的完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自1997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通过了修改“刑法”和“刑法”十项修正案的决定。您如何看待刑法修正案?我们知道您参与了十多年的立法工作,特别是在几项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中。什么立法故事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周光权:刑法是宪法之外唯一经修正案修改的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这些决定和修正案是“97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任务是满足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通过修改刑法积极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变化。

多年来参与多项刑事立法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刑法不断进行减法而不是盲目追加,不仅仅是增加新的罪行,提起法定惩罚,而且更容易与犯罪相容。保护受害者权利等一系列概念是相匹配的。这在绑架罪的修订中最为明显。

我们知道,“97刑法”将绑架罪的起点定为十多年。这意味着只要绑架罪是最轻的,就会被判十年。高罚分将使保护人质的初衷无法实现。想象一下,犯罪嫌疑人必须判处至少10年徒刑,即使他自首或放弃杀害被绑架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放弃绑架吗?因此,2009年“刑法修正案”(VII)将绑架罪的起点改为五年多。这也是实施相互调和司法的刑事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事实上,我个人认为绑架的最低刑罚在五年内仍然过重。因此,当我在常委会会议上发言时,我建议将其改为三年以上,以便对故意杀人罪的法律惩罚进行平衡。

文本。但最终我们认为,社会的快速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刑法缺席,因此危险的驾驶基本上是可行的。危险驾驶犯罪确立后,“无驾车饮酒”的社会趋势迅速形成,逐渐成为社会文明的基本规范,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记者:谈到刑法,你不得不提到死刑。社区一直密切关注死刑。 2011年,“刑法修正案”(8)一次取消了13项死刑指控。 2015年,“刑法修正案”(9)进一步减少了死刑数量。这引发了社区的激烈讨论。有人认为减少死刑会影响社会稳定。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

周光权:死刑减少的原因引起了很多争议。我认为它仍然缺乏正确的死刑概念和理性态度,并且过于沉迷于死刑,增加了太多的社会功能。如果一个社会想要实现“善政”状态,就不能过分依赖死刑。有一种说法是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原则上,死刑只适用于威胁生命的罪行。这符合合法性和人道主义,并且也掌握了驱逐出境惩罚的局限性。但是,使用最严厉的死刑惩罚来阻止原罪不会死亡等同于使用大炮来阻止蚊子。因此,在我看来,在刑法修正案中,可以废除对这些罪行的死刑。

款修改为“极其严重的罪行”。此外,死刑犯罪数量大大减少,特别是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非暴力犯罪减少了很多。可以说,近年来死刑判决数量的大幅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立法的改善。

人们认为,废除这些罪行的死刑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事实上,存在一种误解。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那些不死的人来说,死刑并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稳定。此外,废除死刑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犯罪。例如,取消了筹款欺诈的死刑,但最高刑罚也可判终身监禁。对于一个在没有失去生命的情况下赚了大钱并且失去了在社会上再次诈唬的机会的人,这不是最严厉的惩罚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司法部门必须承担控制死刑的使命。

记者: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您认为刑法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周光权:70年来,国家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刑法立法的科学化,合理化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作为最后的手段,刑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行使刑法的惩罚和保障功能,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经济有序发展,保护公民个人财产免受侵害。可以说,刑法在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人权,保障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刑法将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时代继续发展和继续发展,取得新的成就。